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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学伟:中国信用危机源于社会同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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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新华日报   日期: 2015-8-24 在大规模的同质化作用下,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与各个层面都深陷其中,再加上很多人事都借助于关系和权力来加以庇护,最终导致原本可以分辨的社会单位品质随之烟消云散。于是,社会整体信用危机发生了。 当前,中国所发生的“信用危机”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共识。从报端到互联网,从央视的焦点访谈到3·15晚会,再到工商、公安等部门查处的涉及民生的大案要案以及各级政府为信用建设所进行的政策法规与征信制度建立等,都一再说明这一危机的到来,让身处于这一社会的人们基本上感同身受。 在中国信用危机是一种社会危机 关于信用危机所包含的内容,不同的文化背景与语境会有各自的指向性。比如西方社会中所讲的信用,通常指经济方面,尤其是金融领域。但在中国社会讲信用,则具有非常广泛的含义,涉及社会、市场、政府、文化、教育、消费等各个方面。所以,如果我们把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社会信用”翻译成英文的social credit,就会变成一个很怪异的词,反之,如果把英文credit直接理解成中国人所想表达的信用,含义则很狭隘。可见,不同社会对信用有不同的理解。信用危机在西方更偏经济与金融领域;在中国则表达为一种更加广泛的社会危机的发生。 “信用”在中国社会中之所以有广泛含义,来自于其所表达的“信”之“用”或叫“信的使用”,其关键在于何为“信”。信作为儒家思想中的五常之一(仁义礼智信)首先具有很强的道德意味,也就是诚信;另外,亦有很重要的社会意味,也就是信任。在中国语言中,“信”所构成的词语非常有自己的特色和指向,比如诚信、信心、信仰、信念、信息、信号、信物、信使、信函、信诺、信服、信任、信赖、相信、守信、信誉、信贷、信访、信用等。它们都表明“信”是人事方方面面的核心,或曰做人之本,其他事物都是由此派生。也就是说,在中国文化价值中,一个人从事任何活动的能力或条件有差别,但诚实守信是最重要的。“信”所涵盖范围的广泛性是信用危机在中国学术上讨论得比较混乱的原因,比如“信用危机”也叫“诚信危机”或者“信任危机”。而在西方社会中,诚信、信任和信用显然分属不同的生活或学科领域,因此概念不同,表示危机不同。 传统信用机制基于农业社会人口不流动 以中国人的思维逻辑来看待信用危机,含有一种道德式的关联性推论。这一推论来自于儒家思想所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其中的潜在逻辑顺序是个人、关系与社会。如果将这一顺序用在信用思考方面,也就应该是个人对应诚信,关系对应信任,社会对应信用。依照“修齐治平”的连续性关系,中国人会假定有诚信就自然有信任,有信任就自然有信用,然后整个社会也就有了和谐的保证;同理,该逻辑推论也可以这样构成:如果失掉了诚信,那就得守住信任;如果守不住信任,最终就得强行建立信用制度。换一种表达就是:人人都应该讲道德,讲不了道德就讲关系,讲不了关系就立规矩。由此一来,30年来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让我们看到,由于现在社会道德滑坡,那就讲关系;现在又讲不了关系,那就得立规矩了。这也是为何中国现在不把信用的恢复放在道德呼唤上,而是放在制度、法律、法规的建设方面。 用献爱心或以诚待人等来构筑一个大同世界,本来自儒家思想体系的理想部分,所谓“仁者爱人”,但这一说辞即使回到中国传统社会也不可能。可以设想一下,哪一个社会可以做到人人都是君子呢,即使在儒家的言论中,也承认小人的存在。那么在一个曾经由君子和小人共存的社会环境中,为什么很难发生信用危机呢?说起这个问题,我们不要真的以为过去的人是纯洁或高尚的。它的真正答案就在于农业社会中的人口不流动。虽然中国历史上有过人口迁徙,也有过大规模的社会流动,但那总是同战争、政策或者天灾人祸有关。对中国人而言,扎根故土、落叶归根等是常态。进而可以比较的是,守在一块地方活一辈子与四处奔波,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生活模式。前者面临的是一生都和几乎相同的人交往;而后者是每天都要和不一样的人交往。我们知道,同一些生于斯长于斯的人群交往不可能没有信用,也不可能失掉信用。如果熟人社会真的发生了无信用现象,那将意味着一个人一辈子依赖的群体解体了。所以在这样的社会,即使不高调倡导道德,人们为了生存,也要捍卫信用,维持信用。同样,对于不守信用的人们,也不需要法律或制度,无法再在当地网络中待下去就是最大的惩罚。以上这些在今天依然有效,比如对于赖账的老板,你告到法院他是不怕的,你说要登报上电视他就很怕。 人口流动与世俗哲学动摇社会信用的根基 今日中国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人的任意流动、普通话的普及、交通的发达和市场经济的推动,让一个人可以前往任何地方做生意、打工、生存、发财、躲债,甚至还可能在一方被通缉的同时,在另一地方改头换面做起了某单位的领导,于是这个社会信用的根基就动摇了。虽说人口流动是现代性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但它也打破了人们对自我道德的约束或与他人关系的维持,剩下的也只有设立强制性制度这一招了。当然,如果一个人不愿意终身漂泊,总想在一地安居,那么此人就会部分地恢复传统的信用。 当然,信用危机的出现也不是那么简单。虽然人口流动很容易导致传统信任和信用的瓦解,但这也未必是一种确定性的结果,因为新的信任还需要建立,更何况人品、伦理、地方网络、档案制度在传统和现代多少都是存在的。或者说,除了人口流动的因素之外,还有价值观的趋势,即中国近代以来中国人生存哲学的变化,中国民间原本有一种世俗的生存哲学是很发达的,“诸如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穿鞋的怕光脚的,光脚的怕不要命的”;“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树没皮必死无疑,人没脸天下无敌”等等,但这类世俗哲学在人口不流动的地方,社会不动荡的年代通常掀不起大的波澜。可是中国近代化以来所引进的进化论让此哲学找到了强大的理论根据,这就是进化论中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原本作为斗争的哲学,这一价值取向在激荡的年代是有效的,可在市场经济中也用“丛林法则”,那么任何良心、伦理、道德、法律等都无从谈起,剩下的只有“成王败寇”了。可见,由自然主义进化论融合进来的中国生存哲学正在为当下中国经济市场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社会能量,它只要再同一种社会结构契合,就可以发生效应了。那么这样的社会结构是什么? 同质化是信用危机的社会结构性特征 当下的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结构可以称之为“社会的同质化”。社会同质化可以同社会异质化对应起来看。前者表现为社会整体的一致性或相似性,后者表现为社会的多元性或差异性。换句话说,同质化社会倾向于追求大环境,赶热潮,讲攀比等等,而异质化社会重视分割,小众,多趣味。如何对这两类社会进行区分,主要方法是看社会单位的区分度与纯粹度。如果社会单位之间区分度与纯粹度高,社会的异质性就高;如果社会单位的区分度与纯粹度低,社会的同质性就高。比如目前中国几乎所有城市街道都不保留传统的异质性,而体现出千篇一律,各地方人的生活方式,诸如吃的、用的,品味上的等单一化等;而在一个异质化的社会,各个城市有各自的风格,各人有各人的爱好,各人有各人的生活方式等。当然,同质化在宏观上本是世界性工业化的结果,但西方社会自身还是维持了异质性的特征。这主要归功于其组织构成、产品质量及单位品质等。可是经历了现代化的中国,同质化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它大到什么事情一旦成了热点就是全民热,就是跟风,就是一哄而上,小到人们追求一种生活品位的相似性等,由此造成了整个社会在向同质化迈进。在这样一种社会力量的推动下,我们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特征呢?当然,维持高品质是一种可能,但就速度而论,以劣币驱逐良币是最快的。于是乎人们信奉的上述世俗哲学派上了大用场,人们用丛林法则来仿、盗、模、偷,用“投机取巧”、“克隆”或者叫“山寨”的经营之道,即把别人的改头换面变成自己的,让各种产品之间既像又不像,最终导致各行各业门槛,各种品牌和质量标准丧失。如果说我们只将社会的同质化限于市场产品的方方面面,那还没有触及到这个社会的核心。我这里所谓的同质化是整个社会的同质化。比如文凭可以是混出来的,无法体现智力和知识;奖状、劳模、证书是花钱买来的,不代表水平;大量的政绩是数字造出来的,不体现真实发展状况,一切只要求形式上像那么回事就行了。 在这样大规模的同质化作用下,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与各个层面都深陷其中,再加上很多人事都借助于关系和权力来加以庇护,最终导致原本可以分辨的社会单位品质随之烟消云散。于是,社会整体信用危机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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